[36]在加拿大联邦内，公民无论语言和省籍都平等享有宪章规定的各项权利，这无疑有助于培养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但如果在深夜寂静时刻或是在其他不会干扰到任何人的时候在路口作画，那么将其排除于权利的保护范围将缺乏合情合理的依据。[60]另外，如果公权力使用欺诈、身体上的胁迫或精神上的虐待等方法，排除或侵害个人的意志决定或意志活动，也属于自我决定权保护范围。

[22]在该案中，不戴安全帽骑摩托车属于一般行为自由权的规范领域，但它只能被看作一项具有初步地位的权利，该权利的限制条款为——特定法律中禁止骑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帽之规则，这一规则背后的实质原则可归结为法秩序原则（属于广义的宪法秩序范围之内）。[31] 依据窄构成要件理论，尽管作画属于受《基本法》第五条第三项保护的艺术自由，但在十字路口实施这个行为，却因作画这一行为的内在限制而被排除于艺术自由的保护范围，这种内在限制系因在十字路口作画不符合受作画这一行为的特定方式。制宪者以这三个对等价值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格自由发展权只能认为是一个相互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自由，避免人格自由发展达到不合理的程度而成为社会负担、使大众的自由因为个人自由之滥用而受到危害。然而，在窄构成要件论者看来，不特定的基本权行使方式并不属于基本权规范领域。基本权的构成要件通过内在限制予以限缩，也与法治国家保障的原理不相符合，这尤其体现在《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适用中，若采用内在限制理论，则该条款后半句所规定的三项限制，不仅可视为同条前半句一般行为自由的内在限制，而且也可解释为其他基本权的内在界限，通过对三项限制之一的宪法秩序的广义理解，那么基本权将受到一切与宪法相符合的法律的限制，这等于授予了立法机关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空间，因而破坏了基本权的法治国家保障。

限制条款表明国家对于一般行为自由的干预，必须基于防止侵害他人权利、违反宪法秩序和违法道德三项目的之一方能为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FX041）、2015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未列举宪法权利：论据、规范与方法之阶段性成果。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人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95%的人可以被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3条，载齐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如此，如何在个人权利的克减和保障之间以及在公共权力的赋予和限制之间求得可持续的平衡，绝非简单套用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规则即能够获得答案，而需要认真作出探求。[9]这是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原初形态，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则人们的讨论只能停留在一般的公私利益二元框架上，停留在类似于政府征收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逻辑上。

[9]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例如，吕艳滨认为：在规制的强度上，要求对公共部门仅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个人信息处理。

[24]随着智能手机、视频监控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对大规模集群行为的动态轨迹进行动态收集和实时分析，已经不是问题。当前，大数据分析已经从案件侦破环节扩展到犯罪风险动态监测及分析、治安专项行动评估、警力部署、智能安防、犯罪预测预警、防控决策等多个领域。[8]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4页。[33]在出现网络谣言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追踪谣言信息的源头，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在将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隐私权一个特殊领域加以保护的美国，其联邦最高法院在若干重要判决中都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宪法上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价值。我国《侵权责任法》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从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解释来看，其所调整的网络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所指也仅限于信息的暴露环节。如发生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的改变，或有关个人信息意外泄露、毁灭或损坏等情形，应当及时告知。[8]一直以来，政府就是最大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储存和利用者，政府公权力所及之处必然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

[19]参见单勇：《犯罪热点成因：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解释》，《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56]参见前注[1]，范为文。

其次，政府内部的风险控制与责任追究机制相对于商业机构而言，总体上更加精细和严格，比起商业机构来，在行政体系中产生一个滥用个人信息的决策难度要大得多换言之，如果不对中央财政权力设立合理界限，在实践中终将带来恶果。

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判例，当联邦政府要求州政府实施某项管制时，可以认定联邦政府命令地方行政。从选择构筑的角度，我们更能看出其必要性：如果任由中央政府用本应归入一般转移支付的资金来用于专项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就会由于缺乏基本的财政预算保障而在与中央政府进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的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许多本应拒绝的财政支付项目。应当承认，中央政府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更具体地表现为项目实施的具体方式：如完成拨款的条件、是否设立项目办公室、是否将项目支出限制在某些名目。依照宪法，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不是原生的，而是中央赋予的。周飞舟： 《分税制十年： 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第100-115页。[39] 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见前注[14]，第82-103页。

而过去数十年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央地关系的构建中片面强调中央权力有其局限性。要防备上述后果，已有的实践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力有不逮。

作者简介：郭锐，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35] 现行专项转移支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大多数有中央政府强迫的因素，最终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偏离其财政自主方向。

根据宪法，作为一级行政机关的地方政府除了对上级政府负责，还需对本级地方人大负责。[23] 在中央政府分配这些专项资金的过程中，举凡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和验收，尽管申请项目需要地方政府主动提出，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仍然动辄被扭曲。

表面上，中央政府拥有决定地方人事任免和撤销地方法规、政策的权力，但实际上政制上的这些安排对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效果并不显著。例如，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实施的转移支付往往通过省级厅、局部门来进行，这使得地方政府制定预算时就发生预算内容被被项目资金决定的方向扭曲的情况，学者称为发展项目吞噬基层自主性。依照82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但中央的立法、行政、人事、司法、政策等方面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立法法》、《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规范。

[19] 当然，这些对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讨论中涉及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出现的问题甚至冲突，除了提出应有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之外，尚缺乏对问题和冲突的处理方式的探讨。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9-55页。

在用控制权视角对央地关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学者看到中央部委的财政动机与财政行为可能背离中央政府的目标、中央部委之间存在部门利益的互相冲突和为争夺支出的决定权而产生的对中央决策的扭曲等。故此，在中央层面，将人大设定为减少部委之间利益冲突和协调具体执行项目的各部委行动的机构应是合适的。

[23]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13-130页。[56] 但上述改革尚未有理论层面的综合，也尚未明确改革的宪法规范依据。

例如，哈佛法律评论201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联邦主义背景下的选择构筑的文章。在这种谈判设定中，地方政府在参与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时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10] 学者指出存在问题是高比例的转移支付是部门权力的象征，也是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寻租和腐败的制度原因。上述联邦政府的命令和强迫都受制于联邦司法体系的约束。

作者认为，通过引入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如在对小额贷款这一具体项目运行的考察中，作者通过这一视角也揭示了当中央对项目配套不力、对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时，项目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远未实现中央的政策意图，最终中央被迫调整政策、更改目标设置。

在过去和现在多个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的财政体制改革文件中，关于事权的描述体现的是地方事务中央不应干涉。[13] 通过控制权的视角关注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固然有其合理之处。

上述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央政府有权在其行使财政权力时通过设定选择范围和选择方式来影响地方政府对财政权力的行使。[18] 王世涛：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第31-37页。